强势阶层对待弱势人群的行为选择

大年三十,读到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,题为“马贾尔的选择”,作者署名“长平”。文章的要点是谈论慈善事业应当由专业机构去做。在文章中,作者说,对强势阶层的不信任,是弱势人群的基本特征,狡诈和欺骗,既是他们的生存伦理,也是他们的抗争策略。

长平在文中还提到了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.斯科特的代表作《弱者的武器》,并介绍说该书指出,历史其实都是由利益集团和知识精英记录的,因此在这些记录中,几乎见不到占人口多数的农民,除非他们对国家构成威胁,所以我们看到的农民的反抗,都是有组织有预谋的造反运动。但事实上,在历史的大多数时期,这种运动对于农民来说都太过奢侈,风险巨大,因而非常稀少。即使罕见地成功了,结果也往往不是农民真正想要的,因为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家机器。正因为如此,以农民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日常反抗形式,就常常表现为知识精英们所厌恶的那些“低素质”毛病:偷懒、开小差、诽谤、暗中破坏等。

长平由此谈到底层民众对来自强势阶层的慈善行为的态度。他说,在慈善行为发生的情境中,底层群体常常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:一个是临时的对恩人怀有感激之情的人,一个则是日常的处于戒备状态中的人。只是生活并没有给他们太多前者的训练,所以他们更习惯于后者。作者由此指出,这是为什么慈善应该由专业机构来做的根本原因,因为在专业机构运作的情况下,一方面慈善事业能够变得更加专业,另一方面也会避免行善的个人或企业,因底层群体不时表现出来抗争和保护习惯而受到伤害。

作者的这些议论让我别有感触。因为尽管我从来归属于自己出生的那个社会最底层,但却不时会同众多的知识分子一样,拿鲁迅的那句名言“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”去谈论一些来自社会底层的现象和事实。新闻周刊的这篇文章让我认识到,其实,对于那些真正处于社会底层的不幸的人们,所谓的社会精英们,大可不必对他们存有那样一份憎恨情感。原因很简单:一是因为社会并没有给予社会底层民众足够的公平;二是他们手中从来就没有话语权,他们的情感、爱憎、好恶等等,极少有机会在社会的任何主流渠道中表达。

我常为自己能够生于中国的这个时代感到幸运,因为我有幸在大学毕业后,就“生理”上脱离了我所出生的贫困地区,一直生活在中国最为发达的城市群中,并且一直能够幸运地获得很多出访不同国度的机会。记得在十多年前我的一次国际商务旅行中,我所见到的贫穷,与同一旅程见到的富有一样,让我感叹。那是我第一次去古巴,哈瓦那(Havana)那美丽的自然风光、年久失修的建筑、城市街道上冒着黑烟的破旧汽车,还有那些据说“只用请一顿午饭并可陪夜”的风情女子,无一不显示出那个国家的贫穷。但一周之后,我去了美国的赌城拉斯唯加斯(LasVegas),那个建于沙漠中的城市所显露的奢华,无一不体现出“物质极大丰富”的特征。那一个旅程让我明白,原来同在一个地球上,跟我同在一个国家一样,彼此之间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别,外国的月亮并不都比中国的更圆。同样,那一个旅程也让我了解到,贫穷的古巴人对于富有的美国人,根本谈不上信任,而富有的美国人,对古巴人则充满不屑,这种现象,如果与新闻周刊的这篇文章中的上述观点联系起来,就容易理解多了。类似的情况似乎还有美国与朝鲜的关系等。在各种强势阶层与弱势人群的对比中,由于对“话语权”的控制,强势群体在“历史记录”中所表露的形象,总会比弱势人群要好得多。强势群体总在“施舍”,而弱势人群则常常被描述为“恩将仇报”,或者是“不懂”知恩图报。然而事实上,不管是在哪种情形下,我们都无法也不应该给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扣上“不可信任”的帽子,不仅如此,我们还应当对他们给予多一点的理解,甚至应该真正地站在他们的立场,帮助你们以他们自己的声音,主张自己的真实的权利。

我同时还联想到2007年8月那个在网络及各种平面媒体上引发诸多议论的“湖北学生受助不感恩被女企业家取消资助”的事件,事情的起因只是因为有五名受助的贫困学生,因“受助一年多,没有主动给资助者打过一次电话、写过一封信,更没有一句感谢的话”而“逐渐让资助者寒心”,从而在8月中旬的“襄樊市总工会、市女企业家协会联合举行的第九次“金秋助学”活动中,主办方宣布:5名贫困大学生被取消继续受助的资格。”

我当时很关注这件事情,因为我曾经是这些贫困学生中的一员。尽管我没有接受企业家们资助的“幸运”,但也庆幸没有背负对人“必须”千恩万谢的义务。其实对于这件事情,如果一个人能够全面地去读一遍那些相关的报道,就不难发现,整个事件中,几乎没有媒体给予过那些贫困学生说话表达自己的机会。我们的社会精英们,我们的话语权把握者们,大多以自己高尚的“知恩图报”的美德,大言不惭地对那些高度自卑的贫困学生们进行批判,甚至直接下结论谈论他们道德的缺失。也许,正是社会精英们的这种高度“正义感”与“社会良知”的表达,让那些受惠的贫困生们,更加觉得自己行为有失,品德低劣,从而更加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。

我真不知道这些评论,会对那五位学生造成何等伤害。那些评论家们,你们中有谁曾经身处其中吗?你们能够对他们的处境感同身受吗?那些形似慷慨的资助者们,你们的内心真正慷慨吗?你们真正能够做到助人不求回报,从而不将资助做成回购“感激”的交易吗?

当然,新闻周刊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撰写该文的意图,是谈论慈善事业的是非,而我却由此联想到我们那些行善的个人,以及“知识精英”们所应选择的行为及人文精神。我觉得,行善的个人,大可不必因为受惠者不能够知恩图报,或者一时不能够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而觉得受到了伤害,并进而对受惠者打上不可信任的烙印;社会的“知识精英”们,亦不必动辄因底层民众素质的低下而对他们的行为嗤之以鼻,说三道四。在我看来,无论是行善者还是“知识精英”,都更应该从改造自身做起,通过改变自己对待底层民众的行为,在行为上真正地为他们提供切实的帮助,以实际行动帮助他们提升自我素养,提升他们在这个社会中生存的信心,从而脱离充满焦虑的戒备状态,并真正建立起对强势阶层的信任,为构建社会的和谐创造条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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